南京谌氏中医世家 —追忆我的父亲谌慕韩

2017年03月14日

谌有光

据我父亲谌慕韩撰写的《金陵谌氏宗系概略》记载:“金陵谌氏,籍隶江西南昌白兔岗谌候庙”,说明我们的老祖宗源自江西。迁至金陵(现南京)后,近代繁衍为金陵老七房,《概略》中提到“以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八字为宗派”,即金陵谌氏辈分排序。“现分居南京估衣廊、大彩霞街、中营、新街口、张家菜园各处”。在此,根据我的记忆和不完整资料细化补充如下:估衣廊支,家长是谌达夫(字求璋),住估衣廊老宅中进,毕业于金陵大学,我称大伯伯,在家开业行医,也是当时南京的中医喉齿科名医之一,有八子女,其中老七多俊比我大一两岁,一度在我家寄宿,就近读南京一中,后考入南京医学院,毕业后继承父业从医,现已退休。新街口支,我称二伯伯,英年早逝,我似未曾见面或太小而无记忆,二伯母非常能干,养育一儿一女,儿子谌廉是一位水利专家,解放前后奔波于治淮第一线,较少见到;女儿谌筱华美貌干练,抗战期间就读于从上海迁到四川宜宾的同济大学医学院,下面有专门关于她的故事,恕不赘述。大彩霞街支,即我父亲谌慕韩(字求琦)这一支,郭氏为原配,生有七子女,病故后续弦濮氏,再生七子女,前后十四子女,由于家境和当时医疗条件的原因,只有明华、同光、翠华、淑华、有光五人成年(见附录:谌慕韩支谱系)。父亲在当时的金陵谌氏宗系中排行老三,且住在南京老城的城南,所以晚辈尊称为城南三叔,虽然排行不算前,但在家族中威望很高,比较大的事都要征求三叔的意见。估衣廊另一支,住估衣廊老宅前进,我称四叔,联系不多,缺少资料。张家花园支,我称五叔,在邮政局工作,其子谌原早年学医,就读上海同济大学,早已退休。中营支,与上述各支的宗族关系已出五服,多字辈有多敏、多杰、多仁3 兄弟,其中多敏系金陵谌氏多字辈年龄最长者,解放后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健康路、下关支行行长,文字功底深厚,父亲在编写《概略》时与他有过切磋,多仁是南京农学院教授,是我高考填写志愿时最后填写农学院植物保护系的影响者。出于对我父亲的尊重,三兄弟经常来看望父亲,多敏、多仁已过世,多杰少联系。目前金陵谌氏“多”字辈族人多已不在人世,或身体欠佳,或疏于用现代通讯工具联络而失联。突显此次编辑出版《中华谌氏文史选集》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父亲在《概略》中写道“自是生愈繁,而族愈众,或为儒,或为医”,父亲正是“或为儒,或为医”的“儒医”代表。他早年毕业于江苏法政大学,抗日战争爆发前就职于江苏省民政厅(办公地点在镇江)。1937 年8 月侵华日军攻占南京前夕,父亲携全家老小逃往苏北避难,此时我刚出生40 天,据祖母和母亲说,当时是雇挑夫将我放在箩筐里挑出南京城的,可见当时我父母亲是多么紧张和艰辛。此后不久,1937 年12 月份发生了惨绝人寰、震惊中外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我家幸免此次浩劫。1938 年春季从南京传来消息,风声渐趋平静,父亲决定携全家老少返回南京老家,一路担惊受怕,走到南京中华门,在进城门时受到日军逐一严格搜身、盘查,通过后每个人要向日军行鞠躬礼,方可放行,父亲秉持中华民族的气节,拒不行礼,被日兵扇了几个耳光,民族自尊心强烈的父亲蒙受了奇耻大辱,愤愤不平,但迫于亡国奴的身份和全家人的安全,只能暂时忍受,敢怒而不敢言,勉强进了城。回到了南京大彩霞街,更是大吃一惊,往日人流拥挤的菜市变得冷冷清清,熟悉的邻居不见了,41 号我家石库门的厚重大门被鬼子用马刀劈开,楼上楼下一片狼藉,卧室里的立柜门也被劈开,逃难时来不及、也不可能全部带走的值钱的东西不翼而飞,肯定是被鬼子掠走了。后来母亲跟我说,大人个个嚎啕大哭,父亲也为今后一家人的生计一筹莫展。经过一段时间收拾残局,大人们逐渐平静下来,筹划安排未来的生计。此后一段时间,母亲靠变卖残存的衣物和稍值钱的东西度日,常常拿点东西从后门偷偷去“当铺”(现今的典当行),还怕熟人看到丢人,换点零用钱度日。父亲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弃政从医,重拾祖传医术,在家开业,挂牌行医。我记得牌子上刻写的是:“世传中医喉齿科谌慕韩诊所”两行字,虽说父亲见长于喉齿科,但也兼治内科、儿科及妇科,我记得有一位中年妇女常来就诊,经过父亲长期诊治,怀孕有喜了,十分感谢父亲。开业行医后,有了一些收入,家境逐渐好转,家中老少七、八口,母亲一人忙不过来,只得雇用佣人(保姆)———戴妈,她除了协助我母亲料理家务外,主要是带我和姐姐淑华,我对她印象较深,是一位心地善良、很和蔼的老妈妈,一直到解放前夕才离开我家。

我从一岁到八岁生活在南京沦陷区,是个小“亡国奴”,有几件事是值得回忆的,其中前期的事是听我母亲说的,后面的事自己能记得一些了。

侵华日军统治南京主要是靠汪伪汉奸,为了招募更多的有能力、有影响力的中国人为日本占领军服务,汪伪政权曾多次派人来我家诱劝父亲出山,参加伪政府工作,为日本占领军服务,都遭到我父亲婉言拒绝。当然,这些汉奸回去后一定会向其主子报告,不久有人朝我家扔进大包大包的“和药”(日本药) 进行捣乱和威胁,并上门威逼父亲交出祖传秘方,父亲严词拒绝,为避免不测,暂时闭门歇业,无声地抗议。父亲的行动得到街坊邻居同情,常来找父亲看病的人也理解父亲的行动,表示支持。事情渐渐平息后,父亲在吃饭时与家人说:一个人活在世上一定要有民族骨气,此话给我幼小心灵打上了深深烙印。

在父亲的爱国精神影响下,我的哥哥同光不愿在南京当亡国奴,约同几个有志青年离开南京,徒步奔赴大后方重庆求学,后来听他说,他们一行人走了几十天才到重庆,历经千辛万苦,有的地方还看到卖人肉包子,可见战火中的旧中国民不聊生,多么混乱和可怕!到重庆后哥哥考入从上海迁到北碚的复旦大学生物系,直至抗战胜利后随学校回到上海。父亲的正直获得了应有的尊重,结识了不少朋友,其中有一位商人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是位于南京升州路的美伦纸行的老板徐竹铭,家住锦绣坊,我称他为徐伯伯,大概是找我父亲看病认识的,他们互相经常来往,父亲去他店里或他的家里经常带着我,估计是父亲对我这个最小儿子的宠爱,也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教育方式。徐伯伯家境富裕,心地善良,父亲困难的时候,常向他借钱。我家老房子因年久失修,某年夏天的一个下午,三进厨房的砖墙轰然倒塌,震惊了全家老小所幸没造成人员伤亡,需要花钱重砌,父亲向他求救,徐伯伯慷慨解囊。对于这种不得已的伸手,父亲常告诫我们,人要讲良心,要讲信用,在你为难时人家帮助你,度过了困难时期,你一定要还给人家。出于善心,在抗战胜利以后到解放前夕的几年里,每逢夏季疾病多发季节,徐伯伯都要在父亲的诊所举办“施医”,用现在的话说是“义诊”,贴出布告告知有困难的人到我父亲的诊所看病不要钱,拿上我父亲开的处方到我家隔壁(大彩霞街39号)的药店抓药也不要钱,不需要任何手续或证明,但施医人从不露面,受施者只知道是善者做的善事。因此那几年夏季父亲诊所的病人络绎不绝,比平时忙多了。“施医”结束后,徐伯伯会与父亲及隔壁的药店老板结账,父亲的挂号费比平时减半,我想,父亲也希望借此做点力所能及的善事,由于就诊人比平时多,每年这段时间父亲的收入比平时也多,父亲常常给我们一些小钱,孩子们兴高采烈,每年都盼着徐伯伯施医。前文提及的新街口二伯母家,在新街口附近丰富路有一幢二层小洋房和较大的庭院,我常去玩,他家在闹市新街口有好几间门面房,出租给商户,在当时金陵谌氏中是相当富有的家庭。二伯母中年守寡,其女谌筱华在抗战期间与同在四川宜宾的同济大学医学院读书的中共地下党员熊向晖的妹妹是同学,熊向晖通过他的妹妹认识了我的堂姐谌筱华,抗战胜利后同济大学回迁上海。熊向晖与谌筱华恋爱期间,不知道熊向晖怎么知道了我的父亲,可能出于对族长的尊重,常来拜访父亲。熊温文尔雅,谈吐举止给我父亲留下了好印象。每次熊向晖来访好像都在节假日,照例年龄尚小的我可以旁听,但不许插话。客人走后,父亲都要和我及家人说说他的看法,他认为此人有礼貌,有学识,谈吐不凡,让我们向其学习,当时父亲绝不会怀疑他是共产党。现在回想起来,熊之所以常来拜访父亲,估计有两层原因,一是,希望给我父亲留下好印象,以促成与谌筱华的婚事。果然,不久后二伯母来我家,征询父亲的意见,父亲谈了他对熊的看法,不久这门亲事就定下来了,估计父亲的看法对二伯母的决定起了相当大的促成作用;二是,1945 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从重庆等大后方回迁南京,一时南京住房特别紧张,沦陷期间我家没动,一时无着落的亲友都来投靠我父亲,为解人燃眉之急,父亲腾出了一部分自己的住房,接待他们。此时我家聚集了从大后方来的军、政、学、银行、电信、市政建设方面的官员和专家,其中有粟裕将军的黄埔同窗沈先生(我称姑父)、国民党军政大学的教官祁先生(我称姐夫)、工程师大舅舅等。大舅舅濮思杰只身先回南京主持自来水厂的扩建,此前南京自来水供应范围非常小,国民党政府回迁后急于解决此问题。我现在想,熊向晖可能注意到这些情况,希望从与父亲接触中了解到一些有用的情报,当时父亲是不会想到这些的。鉴于对父亲的尊重,熊向晖与谌筱华的婚礼邀请父亲参加,我也跟随去了,婚礼在当时达官贵人出没的南京中山门里励志社举行,由蒋介石的二公子蒋纬国出任证婚人(一些回忆文章说蒋经国出席,是误传),当时我已有10 岁左右,印象很深,我记得蒋纬国身材高大,一身戎装,脚蹬马靴,十分神气,宾客西装革履,很是排场。为了参加这次婚礼,母亲早早为我做了新衣服。此时父亲万万没有想到与自己侄女结婚的竟是一位地位显赫的中共地下党,也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侄女也是一位中共地下党员。结婚前后他们充分利用了这种关系为掩护,在南京从事地下工作,婚后不久,父亲得知新街口二伯母家出事了,熊向晖等在他家开一个重要的会议,姐姐谌筱华放哨,发现被国民党特务盯梢、包围,立即报信,熊向晖等参加会议的地下党按事先的安排,从二伯母家的后门经新街口商铺逃走,混杂在闹市人群中逃脱,一去不复返。后来听说,熊向晖在胡宗南的推荐下去美国深造,据资料记载,胡宗南知道长期受到自己重用的贴身副官竟是一个重量级的中共间谍后大发雷霆,不过为时晚矣!

建国后听二伯母说熊向晖从美国回到北京,并在外交部工作,二伯母也曾去过北京多次,回来后还与父亲谈起北京的观感。此后,父亲与熊向晖之间的来往结束了。南京解放后父亲一直行医,不过,当时的公安部门注意了父亲,经常有公安员(现称户籍警)造访,详细地询问父亲解放前的事,听父亲说,主要问三方面情况:一是,抗日战争爆发前在国民党政府干了些什么?二是,在日本人占领期间干过什么?三是,抗战胜利后家里为什么住了那么多人?他们是干什么的?对于这些询问,父亲一一据实回答,逐渐在一定程度上减淡了他们的怀疑,加之解放后,母亲积极参与街坊的义务巡逻工作(相当于现在的“维稳”工作),大家称她是积极分子,给公安员留下较好的印象,随后造访父亲的次数渐渐减少了,至于内部的审查过程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上世纪50 年代初,兴起了“中医学习西医”浪潮,实际上是用西医的理念改造中医,不无极左的色彩,让父亲这般年龄的中医参加学习班,通过者发毕业证,才有资格继续行医。父亲当时已五十好几,从解剖学、生理学、药理学一直到西医内科学、外科学等等,一一学习,可以想见对这些中医老先生们是何等困难,每次上课父亲穿着中式长袍,带上老花眼镜及毛笔、墨盒、毛边纸笔记等,准时出发,回来后看到他用毛笔书写的笔记十分工整、清晰,年龄尚小的我实在佩服!至今我的侄子谌熹处还珍藏爷爷的学习笔记。父亲不但上课认真,回来还要认真复习,不时有同班同学上门抄录笔记,切磋问题。经过努力,父亲一次性顺利通过考试,领到毕业证书,能感觉到他是何等高兴,可以继续行医了。不久又兴起了合作化浪潮,父亲进入了秦淮区中医联合诊所,后升格为秦淮区中医医院,按月拿工资,记得第一次拿回工资,还给我一点钱,我欣喜若狂。不久父亲带了个女徒弟,父亲生前将医治喉齿疾病的祖传秘方毫无保留地传给了徒弟,因此受到上级表扬。

说到父亲带徒弟和奉献祖传秘方,作为金陵名老中医的后代,我哥哥和我非常愧疚,哥哥同光原计划在复旦大学读完四年生物系后,报考在北京的七年制协和医学院(这是当时校方的规定),后因国难和家境的原因未能如愿,即便如此,哥哥在反右运动被无端打成右派后下放劳动期间,自学中医、中药,为难友治病,平反后回到教学岗位为学生增开中医、中草药课程,一定程度上圆了继承父业的夙愿(见附照片)。我也曾立志学医,继承父业,1956 年高考时,阴差阳错地被南京农学院植物保护系录取,毕业后成为一名植物医生,所幸我的小女学医,正在读高中的外孙女也有意学医,继承祖业,宽慰一点我遗憾的心态。

父亲操劳一生,历经磨难,晚年身体欠佳,患有肺气肿等老年病,我们兄弟俩在外地工作,

不能围膝尽孝,1962 年冬季父亲颈部背面生一疖疮(中医叫“对口疮”),本来不是要命的病,但父亲坚持中医治疗,贴敷中医膏药,拒绝打针消炎,贻误了最佳治疗时间,日久病入膏肓,终于在1963 年大年初一与世长辞,享年六十七岁。

作为一位经过西医“改造”的著名老中医,父亲的结局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值此《中华谌氏文化历史》出版在即之际,我代表金陵谌氏家族谌慕韩后裔撰写此文,寄希望谌氏家族了解金陵名中医谌慕韩的一生,并激励谌慕韩的后人不忘先祖,努力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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