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渡求学记(谌亚远自述)

2017年03月14日

我是1906 年出生,1922 年考入二中,1926年毕业。幼时读私塾,玩心重,父亲说我不是读书的料,送我到永源祥布店学徒三年,老板叫王德循,抽鸦片,叫我给他熬烟泡,他有两个老婆也要我服侍。我又见到哥在北京读书,穿学生装,白球鞋,趾高气扬,我更羡慕,就吵着要去读书,祖母也说:“三年学徒出师,文不文,武不武,在社会上人家瞧不起。”于是父亲答应我上中学,我没学过数学,考上二中是我父亲在二中教国文,有点情面,但是在班上数学考试总是“背榜”(全班最后一名),那时各科考试成绩都要张榜贴在进校门最显眼的墙上,自觉羞惭,难过极了。父亲对我说:‘毛牙仔(我的小名)暑假去找许福田老师补习几何吧!“我基础太差,连分数都不懂,那时许老师讲课很快,我就听不懂,说怪话:“几何几何,奈何奈何”,许老师有时也失去了耐心,说我笨,他用一根门杠比喻,”这是一条直线,懂吗我自己也觉得比许德珍(同班,许老师长子)矮了一节,深受刺激,于是下决心把数学赶上去,总是不耻下问,向我妹妹请教,慢慢的才把数学课赶上去。

当时校长熊育锡又兼心远校长,很忙,二中具体工作由柳藩国学监管理,他是萍乡人,原来教历史,当学监后上课就少了。当时音乐老师李运和也是萍乡人,他教唱歌,自己一点乐器都不会,但是组织能力很强,组织一个军乐队一个丝竹队(民族乐队),我在丝竹队弹月琴,有一次为了什么小事我罢演了,李老师管不了,就找我父亲和柳学监告状,柳把我叫到礼堂,要我罚站,他站在台上训斥我一顿,同学们都来围观,这是杀鸡给猴子看,用压制代替教育,我口服心不服,我这种倔强的性格一辈子也没改过来。二中的国文老师很多是大师级学者,后来都是大学名教授,有王易、余謇、欧阳祖经、李证刚、程臻、汪辟疆等,都是二中早期的国文老师,教过我国文的除我父亲谌揖山(谌福谦,前清举人)外,还有位黄兆藻(黄概予)前清举人,宜黄人,近视眼戴副蓝眼镜,一口宜黄方言。

教我英文的是廖季登老师,龙南人,他的英文教得好,发音也好。,教出的学生发音也好。李右襄老师教我化学,高个子,一口英语很流利,跟年青人一起玩,篮排球赛当裁判,受到同学欢迎,我也因此喜欢上了化学,后来留学日本学化学,也与李老师教得好有关。

教过我数学的除许福田老师外,还有李果青老师,南昌人,喜欢打麻将,没有时间改作业,学生有时听不懂教的几何课,他总是安慰说,“听不懂不要紧,以后会懂的”。

教我物理的是燕方畋(字旭旦)老师,南昌人,当老师以前他开过肥皂工厂,后来在东湖边开饭馆“四照楼”,老婆当老板娘,他当后台,后来钱多了,又娶了个小老婆,喜欢打牌,时常带上小老婆教她打麻将,后来还当过水利局长,现在说起来有点稀罕,但那时还是军阀时代呀。张朝燮老师教过我历史,也是二中毕业,很朴素,年青有为,参加了改造社和共产党,在课堂上常有意识地宣传进步思想,后被国民党杀害,现在江西省烈士纪念堂还陈列了他的事迹。

教过我数学的还有揭铎(警斯)、缪正(匡伯),揭铎住在乡下桃花村,他单身住在二中,礼

拜天回乡下,他剃个和尚头,穿布鞋布袜,回到乡下就打赤足,很节俭,教了几十年,书都被他拿破了,学生问他问题,他不看书知道在第几页。顽皮同学画他的和尚像“我的揭铎”藏在两层黑板的下层,上课时把黑板推上去,就显出画像,引起哄堂大笑,他好像也没有追究。缪正当教导主任,他是革新派,上任就给办公室每个老师一个办公桌,正规化,不久就离开二中去当校长了。

我的体育老师是黄公诚,日本留学。家里有钱,少爷派头,截眼镜,很聪明,叫口令很雄壮。那时二中老师留日回来的很多,例如吴英辅、黎崇民、朱尚栻都在日本留过学。有些老师没有教过我,但我见过,如刘以炎老师是基督教徒,他和胡光廷老师都是有钱少爷,风度潇洒。欧阳定之老师,南城人,拐子,跟我父亲很熟,常到我家,他在清末做过官,常坐轿子出入,善谈,口若悬河,有学者风度,在社会上很活跃。但二中也有很多老师,才老老实实不善交际,穷教员模样,教书都很负责。

我毕业于1926 年,是省立二中四年制最后一个毕业班,我二哥亚达也是二中毕业,比我高几班,早已去日本留学,他告诉我,凭二中的毕业证书就可以去日本考大学。那时日本很方便,不用办护照,在上海买张去日本的船票就可以出去。这次去日本由已在日本帝国大学读三年级的谢光远带领我同班的许德珍、姜家祥、余家璆、我以及比我高一班的李如沆结伴同行。在上海住在五马路同义和客栈,老板是临川人,江西老表,同住同吃,亲如一家。我们买了上海船的三等舱位,票价只几十元,很便宜。上午9 时开船,第二天下午到达长崎,休息三、四个小时,上岸游览和购买珍珠、海产品。在船上海浪颠簸,有人晕船呕吐,船头边备有盛呕吐物用的袋包,一上岸就好了。从长崎沿濑户内海继续航行,又经过一夜到达神户。因是内海,颠簸就小多了,在神户上岸,经海关检查身份证填表(二中的毕业证就管用)兑换日元,然后乘一夜火车,第三天到达东京,住进朝鲜人开的专供留学生住的福寿馆(公寓),日本语“塌塌米”指一叠席子,面积约一个沙发大小,最小的房间三叠,一般人住3-6 叠,或二人合住6 叠也可以,包吃包住包水费每月30 日元。桌凳自购,被褥自备,被褥不用时放进壁橱,清洁卫生,每天有下女来打扫清理房间。我和许德珍共住一房。

当年出国留学,北平天津留欧者多,南方(特别是南昌)留日者多,北洋政府派朱念祖来

江西担任教育厅长,当时江西省政府对朱态度冷淡,不欢迎,二中熊育锡校长带领南昌众多学生到南浔铁路牛行车站列队欢迎,朱念祖是留日的,南昌许多学校的校长也是留日的,故顿时增加了公派留日学生名额。我是趁此良机才得以东渡深造的。日本教育制度也是中学四年旧制,与二中相同,正好衔接(中学四年制起源于德国,日本学德国,中国学日本,1926 以后就学美国,改为初高中三三制了)。去日本留学,起初都是自费,经考试合格,才转为公费。到日本后即开始学日文,准备参加大学入学考试(答题全用日文),我们二中数理化各科基础好,不必重学,只重点学日文,日本有专为中国留学生办的预备学校,春季始业,我们在第二年三月份进校学口语和文法,说、听、阅读、写作配合进行,我的经验是多接近日本人,主动搭讪,串门聊家常,这样学日语就更容易,有半年的时间就会说日本话了,日文来源于汉字,街上广告、招牌、路标、书报上夹杂了很多汉字,只是读音不同,意思用法稍有差异,例如和平写成平和,社会写成会社,也有自造的字。为了考大学,我铭记“勤朴肃毅”的校训,刻苦学习,半年以后,考上了日本高等师范理化科,和原一中校长吴自强同班,考上以后享受公费待遇,每月76 日元。在日本高师预科一年本科四年,毕业后又考入了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化学系有机化学专业学习三年,每月公费增至84 日元。当时日本生活费用比较便宜,每月吃饭费用一、二十日元,每餐饭菜定量,多为鱼和牛肉,很少吃猪肉,我们平时十分节约,省下钱来充假期回国路费,还可捎点东洋货回家。我的妻子蔡德滋也是南昌人,女中毕业,自费留日学幼稚师范,我们在日本认识恋爱,假期回国后结婚,婚后又去日本,省吃俭用,我一人的公费金额供夫妻生活也够了,我们的长子取名”东荄“,也带到日本上幼儿园,算是一个小留日生。在日本学理工科功课很紧张,日语一定要过关,上午听课下午实验,那时二中留日校友也常利用星期聚会,身在异国,情胜兄弟。我在日本时,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逐渐抬头,军人中的少壮派首先发难,他们主张发扬武士道精神,宣传“东亚共荣圈”,制造进攻中国的舆论,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我和妻子毅然返国,两年后重返日本,在日本用了十一年时间学习,到1937年才最终回国,日本社会有不少人歧视中国人,但在大学里,学生不问政治,中日学生还是友好相处的。

日本房子为了防震,多是木板结构,矮小玲珑,家具简单,摆一张矮茶几,既是饭桌,又是书桌,进门脱鞋,盘足席地而坐,朋友来了也是盘足相对而坐,饮茶,下棋或聊天。丈夫回家,妻子推开木门,躬身问好彬彬有礼。妇女在家也是席地而坐,并非跪着迎接丈夫。在日本我也穿和服拖木屐,舒服方便,省得弄皱西服衣裤,几乎天天洗澡,到处都有澡塘,五分钱一次,自带肥皂,在水中有时还加点皮肤药(如桔子皮之类)。我在1937 年回国,在杭州昆虫工作,不久上海沦陷,昆虫局撤消,我转到浙江大学任教,并随浙大迁到泰和,后来武汉沦陷,浙大迁往贵州,我未随迁,就留在泰和江西兽医专科学校任教了。

1944 年二中三十周年校庆时,大哥谌亚通和我也被邀请前往爵誉参加庆典,登上了主席台,家父谌公揖山于1942 年病故于爵誉。1945 年初,我家随二中迁到吉水南,直到抗战胜利,返回南昌。不久我与许德珍、樊哲智等去台湾工作,在台湾师范学院任教,我妻蔡德滋还留在兽医专工作。后听闻大陆三大战役蒋军大败解放军即将渡江的消息,又接到蔡德滋病危的急电,就返回江西工作,至今已是半个世纪了。

<  上一条新闻 下一条新闻   > 返回列表
TOP